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虽然，《刑法》明确规定了扰乱法庭秩序罪，《民事诉讼法》中也有与法官人身安全保障相关的条文，但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扰乱法庭秩序、威胁法官的言行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地惩处。二是对妨碍诉讼行为采取强制措施本身并不容易，需要法院付出一定的人力物力，且面临送拘难等困难。
可见，法官亲属的人身安全不仅可能受到当事人的威胁，而且往往对法官造成更大的心理压力。[24] 对此，笔者认为，第一，虽然《民事诉讼法》102条规定对于一些妨害司法公正的行为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等。一是对于威胁法官行为的认识不足。对扰乱法庭秩序、威胁法官的当事人惩处不力，导致了部分当事人有恃无恐，变本加厉，最后发展到严重威胁法官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4] 参见徐昕、田璐：《法院执行中的暴力抗法：1983-2009》，载《法治论坛》2011年第2期。
由于司法地位不高、法官队伍良莠不齐，中国法官的权威性尚未树立，再加上媒体上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等报道，法官更容易让人产生质疑和不满。（四）殴打、伤害、杀害法官 部分当事人则直接实施暴力行为，通过殴打、伤害法官的方式对法官人身造成更加严重的威胁，当法官权益受侵犯发展到极致时，即出现杀害法官的恶性事件。它可以反映这样的事实：这人比那人更看重视力……或者简单地说，一个人对风险的关切不同。
在此意义上，卢曼曾对风险和危险这两个概念做出区分：一种是在有些场合或许产生的损害被认为是决定的后果，因而归咎于决定。在论证差别原则的时候，罗尔斯特别强调互惠性这个概念，他在《正义新论》中做出了如下界定：公平的合作条款表明了互惠性（reciprocity）与相互性（mutuality）的理念：所有人都按照公众承认的规则所要求的那样尽其职责，并依照公众同意的标准所规定的那样获取利益。[14]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顾祝轩：《制造拉伦茨神话：德国法学方法论史》，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在风险和不确定性状况下的法律决策，也会具有不同的特点，需要采取类似的应对方法。[2]德国的潘德克顿法律体系、特别是普赫塔（Georg F.Puchta）的概念法学，坚持严格应用逻辑三段论和涵摄技术进行周密的概念演算，其核心理念是将具体的事实纳入到抽象的规范当中，通过可以层层还原的演绎方式推理出结论。
当然，反复调整是有成本的，谁来承担这个成本，德沃金的思考实验没有涉及，他的理论实际上假设了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尤其是自2018年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与科技战愈演愈烈，美国频繁地使用长臂管辖制度、WTO的国际规则体系停摆、美国不断退出一些国际组织和条约，同样导致了世界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我们可以经由德沃金的正义理论来对这一问题展开具体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如果无法列举所有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之事物的话，那就是（4）预想之外的不确定性。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原生运气概念本身是没有问责契机的。统计概率的本质，是针对一种现象以什么样的频率出现所做出的解释。他认为，甚至拍卖程序和保险市场也都需要通过电子计算机，才能对欲望、偏好和风险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与市场结果相等的经济计算和预测，似乎存在一种经济理性计划的假定，与强调自由交换的市场指向是矛盾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法律的思维方式确实与近代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有相似之处。
在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看来，程序和契约都具有盖然性，其未来的结果都是开放的，需要将判断和决定的机会留待今后，而这也正是新程序主义的出发点。与之不同的是，德沃金试图提供平等主义的立法指针。
图一 微分形式的麦克斯韦方程组 但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时候，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波澜壮阔的非决定论指向的法学运动和科学运动开始登场。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互动关系中的风险意识与风险沟通问题。
最近三十几年来，这个话题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主要的缘起是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这本书的出版。在关于运气的正义论分析之外，德沃金还探讨了其他一些与正义相关的问题。此种还原化处理，最终将法律还原到最根本的规范，即自然法。例如在新冠疫情的防控过程中，涉及到感染率、入院率、治愈率、致死率等数据，就都是统计学上的概率。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以法官、陪审员们对真实性的确信作为目标的。[10] 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与此同时，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带有盖然性的经验反思来对逻辑推论进行修正，往往会强调特殊的情节和例外，这种强调其实也是具有概率性的。[4]麦克斯韦方程组实际上不仅仅是体现了决定论，甚至可以说是体现了一种超级决定论的特征，他预测了电磁波的存在并计算出它的传播速度和频率，揭示了支配物质的各种各样相互作用的统一规律、电磁转化的对称性以及新的公理表达形式，并把计算和预测的尺度从宏观转向微观，提出了场的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算数概率和统计概率，都属于频度解释。于是问题发生转换——从资源平等转到了风险平等。
科学鉴定往往会邀请很多专家，不同的专家对科学鉴定的结果可能会做出不同的解释，而在不同的解释中间最终做出取舍的是法官——虽然法官在科学判断的领域是外行。因此，因果关系的确认也是一种盖然性的证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未必就一定是事实上的因果关系。
因此，原生运气无责任，选择运气是有责任的。过去的法学理论大都认为权利是从自然法、自然权利演绎出来的，存在既定的、明确的权利体系，但德沃金理解的权利其实与此不同。风险的发生也具有不确定性，但其与完全的不确定性有一点最大的不同，即风险可以通过概率来把握，换言之，人们可以对风险进行预期值的计算。此外，他在《万民法》《政治自由主义》等著作中也反复围绕互惠性的概念展开自己的学说，可以说，这一概念是划分罗尔斯前后学术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也是支撑起他正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石。
统计概率在现代社会应用得非常普遍，由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冯·米塞斯（Richard von Mises）提出。从系统内部的视角来看，未来是不可预测的。
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弗兰克·奈特（Frank H. Knight）就对风险的不确定性以及在这种状况下所做的经济决策进行过详细的分析，其中展示的分析框架也可应用于法学研究。[6] 参见[日]大木雅夫：《异文化的法律家》，有信堂1992年版，第80-81页。
除却可以为买卖双方设定最佳价格外，他们的工作还有助于拍卖创造尽可能多的价值，并鼓励建立一种体系，将重要的商品和服务授予最能使用或管理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竞标者。另外，在考虑缩小贫富悬殊的政策指针中，德沃金提出了一个平均值的概念。
这些移民接受了一条原则：对于这里的任何资源，谁都不拥有优先权，而是只能在他们中间进行平等的分配。本文原为2020年10月10日华东政法大学第12期东方明珠大讲坛演讲记录稿，初稿由翁壮壮、任缘及会务团队整理。在这个意义上，法庭上的事实也就是法律上虚拟的、拟制的事实，而法官内在的自由心证只是对真实性的一种确信。它由俄罗斯数学家柯尔摩戈洛夫（Andrey von Kolmogorov）提出，并根据三个公理来做出定义，这里涉及到上文波普尔所提到的倾向性解释。
这也是资源平等分配的一种方式，强调的只是规模、数量上的等额，但没有反映各自不同的需求和价值取向。随着罗尔斯本人思想的深化并参与一系列论战，他不断改良这一分配曲线图形，它表达了由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应该如何在这些生产出它的人们之间进行分配，而且罗尔斯特别指出：这也就意味着它们反映了互惠性的观念。
但是，德沃金的正义主张又与通常所理解的那种行政性平等照护不一样，他明确地对福利平等体制做出了批判，试图从自由交换的市场机制中发现资源平等分配的最佳原理。
[19] 参见[美]弗兰克.H.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2] 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81-82页。
